端升书院 | 讲座纪要：性别·历史与未来

2023年10月12日，著名影评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戴锦华教授应书院邀请，于昌平校区学活学术报告厅为法大师生作端升书院“性别与社会”专题讲座第一讲，题目为《性别·历史与未来》，讲座由哲学研究所所长宫睿教授主持。

在较为轻松的氛围中，戴老师为今日讲座做了一定的背景介绍和选择这一主题的动机。戴老师认为，在20世纪的三大话题“阶级”“种族”和“性别”中，“性别”话题借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之机被全世界所关注，时至今日，“性别”仍然有着强大的活力和可研究性。只是要注意，性别问题在互联网上出现了两个新动向，一是社会背景同部分女性主义理论学家所处的社会背景发生了变化，二是一些本质上非性别的话题被包装为性别问题塞给女性主义。我们对此需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基于此，本次讲座“性别·历史与未来”聚焦于文明文化的观念史和思想史，将性别的问题置于历史中反思，并考虑在当下在中国的动向，最终尝试展望未来。

弗吉尼亚·伍尔夫（左）西蒙·波伏娃（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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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题时，戴老师为听众展示了三幅女性肖像。右侧的两个肖像分别是：弗吉尼亚·伍尔夫，代表她的著名理论“自己的一间屋（和属于自己的支票本）”，强调女性的自我生命空间保障，经济独立；西蒙·波伏娃，代表她的著名理论“第二性”，在个体差异大于性别差异的现实情况下，男权主义的社会构建对男女都有压迫，也是在这一点上她反对性别本质主义，进而对性别问题的未来做“乌托邦的想象”。最左侧的肖像是秋瑾，她代表着中国自身的女性主义脉络，这条脉络实际上是被忽视的中国现代化的重要起点和组成部分。

讲座开篇，戴老师从近期电影《芭比》引入。作为鲜有的零差评电影，大家似乎在这个电影下达成了“女性主义的团结”。导演格雷塔·葛韦格更是作为影响好莱坞的女性登上《时代》杂志封面。代表女性在电影业中主体性存在。戴老师认为，《芭比》电影之下的各类现象标示了西方女性主义发展的历史进向。电影中芭比降世的场面仿照《2001太空漫游》外星人向大猩猩提供智慧的镜头语言，芭比犹如“天神”诞生，似乎有着规训女性和警醒的作用。但戴老师强调，这种解释是一个现代语境用结果倒推原因的反历史逻辑。芭比诞生时，这一形象不仅是玩偶，还是一种男性对“完美女性”的想象模板，是美国消费主义语境下对超出女性天然形象的性感的追求，同时也必须承认这种超出自然的追求从此造就一些周边消费文化的诞生，比如医美、保养、健身。女性群体功能改变之时，Barbie一经出现即成为第一浪女性主义重点批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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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随着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发展，芭比在迎合女性主义诉求的道路上不断发生变化，表面上看这可能是一种文化多元主义，但本质上这是好莱坞对利润和财富的追求，因为多元的形象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衍生品和消费。可以说，今天的芭比是一种后女性主义时代的芭比表述，我们与其讨论两性的权利不平等、女性对压迫的斗争，不如讨论芭比“主体性”的存在，尤其是这种主体性形象为何在此讲，如何讲。

《芭比》剧情的另一焦点是，过去类似的故事是想象世界驱动现实世界，现实世界不完美需要想象世界补充，但这里是相反的逻辑——现实世界拯救了想象世界中的芭比。戴老师从这里出发，认为这种叙事方式的变化也意味着后现代主义关于国家、关于性别的人类文化想象与现实逻辑的某种反直觉困境。电影中，现实世界中的母亲通过台词，如同施咒一样唤醒芭比的蒙昧状态。除了引申出反直觉困境，也能引申出一个观点：女性面临着不可逃脱的双重标准困境。当女性在社会中扮演女性角色时，她们实际上是在扮演男性（基于男权主义社会的建制），与男性共同分享社会舞台和履行角色功能。但她们本有的另一重社会属性没变（男权主义社会仍然要求她们做一个“好女性”）。这种撕裂促使着她们的自我觉醒日益兴盛。

无论是一开始三个肖像中两位西方女性，还是《芭比》这部西方电影，甚至是芭比这个西方娃娃，似乎我们总是在谈论西方。对此戴老师认为，女性主义本身最初就是一个内在于西方历史中的议题。绝大多数欧洲语言没有一个可以跨越性别的对“人”的描述，西方历史上的人权宣言和人道主义也就变为欧洲白种男性的自我表述史。

谈到西方历史，戴老师提醒，西方现代历史的开启是基督教内部演变的结果，基督教文明高度内在于西方文明之中，探讨西方历史应当重视基督教的位置。进而，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女性主义实际上是基督教针对性别描述的强力延伸。实际上在基督教占据西方历史话语权之前，女性的形象非常不一样。基督教的创世传说在性别问题上做了这样的判决：两性是判然有别的，女性是从属的（或者女性是男性的骨肉，男女必须正确结合和高度珍惜）；女性作为原罪的携带者，从亚当夏娃的叙事开始就背负原罪，微贱、附属、不重要成为女性性别基础的表述。西方女性主义者的核心追求就是反击这一“原罪”。

中国的历史语境同基督教有很大差异。中国创世神话中一种较有影响力的说法是“女神（女娲）创世”，而女神创造的人是同质的和被同时创造的。“人”这个表述在中国也没有性别差异。尽管中国的历史逐渐形成了性别等级说，但这种性别等级和西方基督教不能完全对应。戴老师认为，中华文明源头不存在性别等级和逻辑的差异，其底层建构是尊卑有序或长幼有序，不直接对应于男女。比如，中国之所以没有同性恋上的禁忌，只是因为这不反抗等级秩序，如果反抗等级秩序，那即使是异性恋也不被允许。戴老师强调，我们的传统中没有今天我们所广泛相信的那种性别构建传统。但这不意味着中国更加自由解放，中国只是在自己的逻辑下形成了另一种压迫程序，我们必须始终记住这一点。

为进一步论证，戴老师引入了“屈原”的案例，以此展开对“三纲五常”的解释。在纲常伦理中，伦理层级下降传递，“夫为妻纲”是最后一句，似乎妇女在一个权力塔的最底层。但戴老师认为，历史和实际生活中，我们没有依次经历这种纲常顺序，原因在于“纲常”是一个平行的同构结构，是一种绝对权力结构的不同层面分配。比如，屈原以“芳草美人”自比，他自比为女性，把君主比喻成追求的男性。这种修辞学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学确实产生了独特的影响，而且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佐证平行同构结构（喻体和本体的平等）。在中国，女人作为“妻”是被结构性认识的。与之相对，西方虽然也有这样类似的男性作家把自己比喻为女性的情景，但实质上并没有这种性别上的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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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历史案例是“花木兰”和“刀马旦”，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中诞生了女性作为行动者和领袖者的形象，而好莱坞在20世纪前都没有类似形象。这种形象的诞生本质上是在传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是一种维护等级秩序的形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火刑烧死的圣女贞德，在那里，救国救民的事迹不足以偿还冲击性别秩序的罪恶，可见“性别秩序”在西方语境中的重要性。

在对女性主义的理解和反思中，需要看到，仅仅在距今100年前，世界才发生了女权运动。女权运动本质上是20世纪平权运动的一部分，而20世纪以来的一切反抗运动的诉求本质上都是“我也要当人”。相较于阶级斗争和种族运动，女权运动带来了最顶层的贵族妇女和最底层女工间的大联合（电影《妇女参政问政》）。一般认为，女权运动是在反抗历史，反抗封建落后愚昧的传统，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女权运动背后深藏着西方女性叙事和社群结构。现在我们所认为的性别分工是现代化的发明和内在建构，是现代叙事，也就是说，历史传统和西方现代化的结合共同构成了女性主义面对的敌人。比如弗吉尼亚·伍尔夫，100年前她都不能上剑桥大学，因为女性也能接受教育是二战后的事。因此，“女校”可能更早开始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化”（电影《时时刻刻》）。现代社会中放置女性主体性的可能。

说到中国（近现代）的妇女运动史，一种传播最广的错误表述是女性自由平等的思潮是由男性思想家、男性政治权力所推进的。这本质上是一种无知。开篇我们就谈到秋瑾，而一讲到秋瑾，我们就要面对前现代中国的叙事语境。秋瑾跨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五四”为我们的历史叙事带来了语言系统的转换（替代）。因此，我们必须直面当下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对秋瑾跨越两个语境的失语，也即从革命家到女权主义者的认识转变。实际上，在中国走向革命的同时就有了女性的革命。五四运动在中国创造了一种类似于西方基督教性别构建的性别观，从此“女性”就有了类似西方的语义，“女性”开始以新的形象成为历史节点，比如“女学生”、“女明星”、“她”（《“她”字的文化史》）。这里，我们就开始和西方文明史产生了相遇和差异，“女性”被创造并登上历史舞台。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创造了一种modern girl，一种属于新女性、现代女性的社会角色和位置。

时间推移到现代社会，在现代社会中，当代男女间有着不可避免的合作与冲突，带来了“新女性”的议题。问题是，“新女性”的实际含义，是把女性包装成履行男性功能的角色还是传统女性角色的拼贴组合？因此，与其说“女性是一个事实”，不如说“女性是一种处境”，女性遭到男权主义社会结构的重创，而这种重创阴影又在男权社会的女性身份撕裂中被持续放大。在这里，戴老师推荐了曾极大触动自己的电影《人·鬼·情》，电影中钟馗之于女鬼扮演的“理想父兄”形象和女鬼的愿望，同二者间身份的对立产生了极大的冲突。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着，女性（以及男性）对平等的追求在男权社会中要受到这个社会结构的规范和限制，对归属、拯救与相互拯救的渴望受到男权文化创造的规定的前提性限制。我们无法在这个社会中同时作为拯救者和被拯救者。

戴老师在这简单地插入了一些对“耽美”的认识。“耽美”是一个女性写作者为主导的社群，是异性恋女作者对同性恋男性爱情的想象。“耽美”一方面是全球化的结果和中国原创感的并存；另一方面，女性对完美男性的想象实际上反映着女性自身的生命经验无法在男权社会下直接被感知，被迫需要放入到男权社会框架中才能展现完整的生命体验，同这些女作家剧情构思的无所不能相映照下，“耽美”女作家们既扮演男性又扮演女性。这里，戴老师提到自己学生曾对于自己形象是“父亲”还是“母亲”的一次争论。戴老师现在认为，这不是一种性别质疑，而是一种正面形象的两种反应。自己早年对这一争论的不安仍然是在在乎“我是否在扮演一个女人”。这就是男权社会的一个吊诡之处，女性总被教育要“学做一个好女人”，但为什么女性先天就是女性却还是要学做女人？因此，男性和女性可以理解为两种社会角色，人们在这些角色的穿插中被角色限制、自我囚禁，更为扮演所分裂所困惑。

临近最后，戴老师向听众介绍了一些契合主题并引人深思的电影。

《正发生》《前程似锦的女人》《女人们的谈话》《这个女人》，这些赢得国际声望的电影仍然是一种传统的性别书写，他们各自仍在谈论堕胎合法化，性骚扰，封闭社群中男性对女性的群体性暴力，以及私生活中完全复制男性滥情逻辑的女性（“渣女”）。

《犬之力》，被誉为“21世纪的《美国往事》”，性别书写的另一种可能，女性讲述男性主流社会中的男性故事，对男权社会脆弱点的揭示。

《阿尔喀纳斯》，展现一种“农村社会的末日”，大资本家的收割，作为本片女导演的“家族故事”的影视改编，展现女性的个人写作对世界风云变幻整体的捕捉。

讲座最后，戴老师以《哈姆雷特》作结。该剧作为被世界分享的文化符号，人们对女性的印象寄托在复仇中女性角色奥菲利亚诗意的死亡和在水中沉静漂浮的形象。但实际中，女性更多地是在体验哈姆雷特的人生，体验个人之于时代之于整体在漩涡中沉浮的经历。戴老师认为，如果女性有她更光明更合理的未来，那这种更光明更合理的未来就是人类的更光明更合理的未来。如果人类有这样的未来，那这种未来是新模板和新文明的创造，女性将不用躲在男性背后书写自我。

但就像讲座开头所言，我们只能尝试展望未来，因为我们不知道人类是否有未来。最后一家支柱性胶片厂的落幕提醒着我们，电影作为一个20世纪的产物，是一个狭义的被放置在科技史的产物或者面向工业革命象征的能指；电影胶片作为石油产物，和石油文明相挂钩。而核能源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未来文明的转型和未来逻辑的延伸。但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无未来，我们才需要思考未来，因此，女性主义在这里是否能给我们一种创生力？对资本主义的反省，对父权制的反省，所有对性别的可能都是一种对未来的可能。面向未来的今天向我们证明，性别问题不是一个少数人问题，不是一个专属女性的问题。人类的转折点已经到来，底线已被跨过，现有的文明都将遭到挑战。这也意味着再度实现平等的机会到来了，而这一次牺牲他人不代表着我们将继续获救。人类的辉煌历史是否抹杀了未来的可能？这都需要未来给出答案。那么，关于性别的可能也必然是关于人类未来的可能。

图为讲座现场同学提问

尽管讲座已经超出既有的时间安排，但大家仍意犹未尽，讲座最终也在大家的热情鼓掌中告一段落。戴老师在讲座开篇回顾自己是25年后重新踏入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门，书院衷心感谢戴老师的光临，也衷心希望下次戴老师再来可以不必经历如此漫长的时间间隔。